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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制教典與教學

妙雲集下編之八

教制教典與教學-十三、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

十三、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

一 總說

平常說:「學無止境」,學問原是無限的,以不斷進步而越發深廣的。對於人的學業,總是以「學無止境」,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」,這類的話來勉勵:切勿得少為足,不再求進步!話雖是這麼說,而求學──在校讀書的時間,畢竟是有限的。誰也不能過著終身的學生生活,讀書是不能當作職業的。所以我想結合另外一句話,「學以致用」。這是說,「學無止境」,是要在「學以致用」的活學活用中不斷進步;人就是這樣的邊學邊用,一直前進。

為什麼要求學?所學的知識與技能,性質是多種多樣的;各人求學的時代,也長短不一。但所以需要求學,是為了學習前人的經驗、心得,充實自己,作為適應社會,而能有利於自己,有利於人類。這一原則,終歸是一樣的。無論什麼學問,只是「為用而學」。學業的價值,不但在為自己,而且要對人類能有所貢獻。所以徹底的說起來,學只是「為用而學」。不問所學何用,不求如何應用,「為學問而學問」,是有背於學之意義的。這種學,一般說來,是不能存在的。假如說有例外,那是他有特殊地位、經濟,有充分時間。對於這些例外人物,學問也只是高級的娛樂,或聊以遮眼,消遣時間而已!

「學無止境」,但不能終身讀書,以讀書為職業。問題是:人類是社會的延續個體;一個人的生命過程,是承先啟後的。在社會中,人一定要「少有所學,長有所事,老有所養」,而不能停滯於學習階段。佛教有自己的特性,但(無關於天上、他方的)現實人間的佛教,仍為社團之一,情形也還是一樣。在僧團中,每人都應起初出家修學,進而住持佛教,以及衰老引退。這是合理的,這樣的僧團,才能維持其正常的健康。這樣,從學習的目的說,不能不是為用而學。從個人一生的歷程說,不可能以求學而終其身。那將怎樣的不斷為學而進步呢?這就不能不是「學」「用」結合,從切實應用中去造就更高的學問了!

就佛教而論,佛學本非純知識的,一向是經驗與知識相結合,所以非「學」「用」相結合,不足以表彰真正的佛學。虛大師創辦佛學院,提倡佛學,主意在:復興中國佛教,非從僧教育入手,提高僧伽的品質不可。然而佛學院的興起,並不能達成預期的成果。原因當然很複雜,而一般的現象,不能開拓新機運,反而引起些副作用。在一般人看來,虛大師偏重佛學。這是怪不得誤解的,虛大師也不免感慨,因為:「出來的學僧,不能勤苦勞動去工作,甚至習染奢華而不甘淡泊。……以為別種事不可幹,除去講經、當教員,或作文、辦刊物等,把平常的家常事務(寺院中事)都忘記了」(見〈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〉)。佛學院造出了一批(中國傳統式的)文人,佛學上應該有成就了!實際上也不然,從有價值的著作的貧乏,就足以說明。於教務不能開展,於佛學很少成就,原因當然是太多了,學與用的不相結合,似乎是重要的一環。如虛大師所見的來說,除講經、當教員、辦刊物以外,就無事可做,那就不免有沒有出路的感慨。從事學問,要有良好的環境來培養,但在我國,一向是很難得的!既沒有學可以深造,又覺得沒有事值得去做。這些看來前進的僧青年,久之,有的也就在僧海中消失了!

出家學佛,一定要求學;求學一定要有用,要有利於實行──「學以致用」。唯有「學以致用」,才能向「學無止境」邁進。這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,作已經修學的,正在修學的同學們的參考。

不問在家出家,修學佛法,是要求其有用的。正如大乘所說:「菩薩為眾生而學」。修學,當下就要想到「所為何事」。以出家學佛來說,出家也必有所事,精勤勇進,決非如世俗所見,出家是隱逸、偷閑,或者逃禪。古代學佛,當然沒有近代那樣的「學院」,然學佛要從「親近善友,聽聞正法,如理思惟」下手,然後才「法隨法行」。這是先經歷一番「聞思」,學佛而從聞思入門,正是佛法不同一般宗教的地方。然學佛不能停滯於聞思,而應從事實行,學以致用。這可引起了兩個問題:一、要學(聞思)到什麼階段,然後從事實行?這是很難說的。「隨信行」人,可能經一兩次的簡要聽聞,就深信而從事實行。「隨法行」人,總是多聞熏習,徹了種種疑惑,然後從博返約,從事實行。但這不是說,起初不要實行,而是說起初重在聞思,重在信解罷了。眾生的根性是不一的;佛法也不可能專從聞思去完全通達的。所以,如善於應用,學與用相結合,那即使所學不深,也會一天天增進,更切實、深刻起來。否則,學到相當程度,不能見於實行;或者實行時,不能與所學相結合。那相當的聞思知解,可說一無用處,久久也會退失了。那一心想學,專重聞思而不想實用,將永遠是空虛的,也難有更高的造詣。二、從學到行,出家人應怎樣行呢?原則的說,應該修行,是信、戒、定、慧的修行。除此以外,也就沒有出家行了。但眾生根性與好樂不一,不可能人人一樣。從佛法存在於人間,為自己、為眾生、為佛教,出家人所應行的,古來說有三事:一、修行,二、學問,三、興福。這三者總括了出家學佛的一切事行;弘揚佛法,利益眾生,都不外乎此。以個人來說,專心修行(專指定慧說),為上上第一等事。以佛教及眾生來說,學問與興福,正是修習智慧與福德資糧,為成佛所不可缺少的大因緣。出家而能在這三面盡力,即使不能盡如佛意,也不致欠債了。

教制教典與教學-二 用在修行

二 用在修行

現在,我想從當前的現實情形,來說學用結合。怎樣將所學的見於事行?怎樣從事行中增長所學?先說修行:

中國佛教界重修行,而實重於音聲佛法,也就是以語言的念誦為重。如從寺院習慣傳來的早晚課誦,每人的誦經、念佛、持咒、禮懺,以及普佛、上供,那一項離開了語言的持誦?甚至是不念佛、不誦經、不持咒,別人就會說你不修行。修行而偏重於持誦,無疑為中國佛教的一般情形。在沒有學習佛法,聞思經論的,誰也都在持誦這些,也就是誰也在修行這些。現在經過了經論的聞思學習,在課誦時,念佛、持咒、誦經時,試問有些什麼不同?是否能將學習所得而應用於持誦,提高持誦的品質,更適合於念誦的意義?如沒有學習聞思,是這樣的念誦;學習了佛法,還是這樣的照念不誤,並無不同。那就應加反省:學了些什麼呢?學習有什麼用呢?這就不能不說是學無所用了。如學習以後,就覺得念誦沒有意義,那就不但無用,而且見解有問題,反而有害了!

佛法的每一行門,在實行起來,是否能行之有效,逐漸深入,不只是行法的本身問題。依佛法說:知見(理解)必須正確,意樂(動機)必須純潔,趣向(目的)必須中正,方便(修持的技巧)必須善巧。如這四者而有問題,不但修行不會達成理想,還會引起副作用!如曾聞思修學佛法,應引發正見,主要是深信因果,明辨善惡邪正。務使修行的動機純潔,目的正確。以念誦而論,念誦的方便,更為重要。一般教化的,只是勸人信仰,教人念誦,並不使人生真實信心,如法持誦。「信以心淨為性」,如真的生起信心,一定是淨善心現前,不善煩惱消退。能這樣念誦,與佛法自有親切之感。一般但有信心的名目,缺少信心的實際,卻自以為這樣就是信,就是修行,就大有利益了。好多人向我訴說:起初學習念誦,妄想還不太多;等到念誦純熟,妄想可越來越多了!用功的時間並不短,而依然故我,進益有限,問題到底在那裡呢?問題在只知念誦,不知方便。初學習時,全心全意去持誦,所以妄想不多。但當念誦時,不知學習攝心、等心,以為多念就好,不專不切,不能攝持心念,習以成性,達到心意明淨而寧定。這樣,等到念誦純熟了,口頭是一片經聲、佛號,心裡卻妄想連綿,另有一套。這樣的成了習慣,那雖然日常行持從來不斷,而念佛的並不能一心不亂,持咒的也不能感應道交,禮懺的業障難消。我想,曾於經論而有聞思的,對這些問題,總會有些理會。能將所學而應用於念誦,一定能生多功德,不再是口頭喃喃,類同鸚鵡學語了!

現在從事於止觀、禪慧熏修的,雖說不太多,但也不是完全沒有。但由於一向專重修證,輕視聞思,所以或者一知半解,盲修瞎鍊;或者專在色身上用功;或者不知深淺階位,得少為足,似是而非的狂吹一陣。有些著實修行一番,可是「誠於中而形於外」的,卻是行為乖僻,喜怒無常。或者哭哭笑笑,唱唱跳跳,瘋瘋顛顛。除了他們的真實修行,大有受用而外,卻是不夠方便善巧,引起了身心某種程度的錯亂。如曾聞思修學,而能應用所學,從事修行,相信這種副作用,就會少得多。能學以致用,所學才有意義呢!

而且,佛法所說的,或有關於身心,或有關於修證。專在名相上修學,如身處熱帶而說下雪一樣,總究是依稀彷彿,不得真切。不要說「真如」、「法身」,要自己體悟出來。就是所說心心所法,煩惱頭數,禪定境界,不從修行去體驗,怎麼也不會透徹。例如所說「尋」、「伺」、「輕安」,到底是什麼?佛法所說,多數是自家身心上事,修證上事。不經實行,怎能深刻踏實地了解。所以,真能學以致用的,一定能從實行中,所學的不斷增明,日進於高明。學用結合而相互增進,在修行中最足以表現出來。修行是學佛上上第一等事!在佛教中,這也是第一要事。真正修行,能為僧伽典範,為眾生所歸向。而且正如太虛大師所說:

有一人向內心熏修印證,一朝徹證心源,則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,一切佛法皆湛心海。應機施教,流衍無盡。

佛法的真生命,真活力,都從修行體證而來。從印度到中國,過去莫不如此。現代中國的衰落,在種種原因中,宗教經驗的稀薄,不能不說是重要一著。佛教而缺少這個,又那裡會有真誠,會有力量呢!真心出家學佛,如以所學而用於修行,對自己、對佛教,可說是第一大事了!

教制教典與教學-三 用在學問

三 用在學問

學佛以修證為本,學問原是第二門頭。然而佛法的本質,可以不是學問,而終於不能沒有佛法的學問。因為從佛的教化來說,要適應人類的知識與興趣,表達為人類的語言文字。從學佛來說,要了解為什麼學佛,應怎樣學佛,佛法到底是什麼。離開意識知解,佛法是不可能出現於世間的。從佛法的久住人間來說,學問更為重要!毘尼中說:佛法久住,是因為佛廣說經法。廣說,就是語言文字,就是通過「聞思」去修學。起初,佛法只展轉傳誦;為了保持延續,所以進行結集編次,成為一部一部的。有了一定文句,一定部類的經與律,就要有人去持誦不忘(起初還是口誦的文字,沒有記錄)。專門持誦契經的,是「持經者」(多聞者,持法者);持誦毘尼的,是「持律者」。要保存從古傳來的,不只是憶持不忘,還要理解,要適應,於是有「持經者集經,持律者抉擇律」。經法的意義很深,要論究、要闡明、要分別抉擇,於是從「持法者」而發展為「持阿毘達磨論者」,論師也出現了。沒有經師、律師(並不是持戒,傳戒)、論師,對經與律的學問,從事憶持研究工作,佛法怎能開展廣大,流傳到現在呢?佛法傳入中國,高僧傳也有「義解」、「傳譯」等門。佛法(經與律)的條理化、理論化,是佛法住世所不可缺少的部門。這不是每人所能做的,但確是要有人去做的。

現在的時代,不是古印度,也與隋、唐及宋、明等時代不同。然而為了佛法住世,要有致力於佛法的學問者,還與古代一樣。如受過佛教教育,於佛學有某種程度的理解,而發願獻身心於學問(不是說不要修行、興福,而是說重心在此)的,應怎樣使學問更充實、更深刻、更有利於佛教呢?以讀經、閱藏為職業,有這份福報的人是難得的,切莫死心眼的在這條險徑中去打主意!真正能於學問不斷進益的,還是要「學用結合」,也就是「教學相長」。簡單的說:如受過佛教教育,而想於佛學有更好造詣的,唯有從事佛教的教化工作,去求「教學相長」!

從事佛教的教化事業,可以分為二類:一、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。二、以僧眾為對象的教化。以社會信眾為對象的教化,那就是演講、弘法、講經(從前是講給僧眾聽的)、廣播。不僅口頭說法,更以文字教化,那就是辦刊物、寫(通俗教化的)文章,為經典作通俗解釋等。我的性格與能力,不大適宜於這方面,但從不低估這一對外教化的意義與價值。這一工作,對弘法者自身,學問是會不斷進步的。面對現實的佛教環境,要適應信眾。怎樣能啟發信心,使信眾對佛法有較好的正確理解,而不致神佛不分,迷信亂說;怎樣引導信眾去進修,閱讀研究;怎樣答復信眾的疑難與問題。假定是真心於佛法的通俗弘化,使人迴邪向正,於三寶中得大利益,那在對外弘法的努力中,不能不(甚至是被迫)作自我進修。忙中偷閒,甚至是車中、舟中,都會去閱覽參考佛書。對某些理論,某些問題,也一定會去尋求適當的答案。雖然,有時會被譏為「現買現賣」,其實講多了、寫多了,佛法也就會更明白。佛法的許多理論,許多問題,也會貫通起來。所以,如真心於弘法,為信眾著想,為佛教著想而努力的,佛學的理解,一定會深廣起來。古代的講經(論)法師,越講越好,終於以某些經論為主,形成佛學一大流,這可以充分證明這一論題。這一類的邊教邊學,教學相長,我曾稱之為動中用功。雖不能專心於經論,作深徹精密的研究,成為學者,但是非常實用的(信眾所不需要的,不會發展起來),活潑有力的。從廣大普遍的利益來說,有很高的價值。古代譬喻師的通俗教化,比精嚴的論師們,並不遜色。

以僧伽為對象的教化,從前是講經法師。從前的講經,是講給僧眾聽的。想學法師的僧青年,追隨法師,到處聽經,覆小座(覆講)。聽久了,也就分化一方,成為法師了。這種僧伽(重學問)的教育,不夠理想,尤其是熟讀熟背,照本宣揚,(義學)難有進步的希望。但確乎也維繫了佛法的義學,不致完全中斷。到了近代,虛大師首倡以僧眾為主的(武院與漢院,都兼收少數在家青年)佛學院,漸成風氣。受過相當佛教教育,而有志於深造的,那麼從事於佛學的教學,教學相長,是唯一的途徑了!佛學的高深造就,不能寄望於法師(或教授)的口頭或講稿的。在學院學習,初級的,只能得到佛學的一般知識;高級的,也只能對某部門的佛學,獲得一些研究的方針與線索(這正是老師最寶貴的啟示與引導),學得學問的工具與治學方法。就是去日本佛教大學,或者修完博士學分,光榮歸來,也還是這樣。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學問,進一步而有所貢獻的學問,還等待開始。想憑藉已有的學力,不斷增進而有更高的造就,最好也還是教學相長。

在教學相長中,要講、要寫作、要互相討論。自己在學院修學時,似乎都懂了,考也考得好。可是等到自己去講時,就會感覺到自己的理解不夠,自己也不滿意。對某一經論,某一學科,參考一番,講說一番,不但精熟得多,也會深刻一層,這就是進益了!如要寫講義,那就更好!平時依賴口才、技巧,囫圇過去,等到要寫出來,或者公開發表,多少有些責任感,會特別留意。這一來,就會感覺到:雖然講得頭頭是道,寫出來卻不免問題多多:組織不好,根據不足,意義不明確,理由不充分。總之,理解不夠,了解錯誤──學力不足處,就會顯露出來。知道不足,參考、修正、補充,學問也就進一步了。雖然說: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」,如能認真的話,也許老師的進步,比學生更多!說到討論,古代佛教是經常以問答的方式,而進行法義之研討的。論辯的風氣(因明學等,都從這裡發展出來),也曾經傳來中國,如晉代的「支許」對論。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,不但自己不離經論,也不離修學的環境。師友之間不妨作口頭的討論(或是集體討論),或以文字來作法義的商榷。這對於學問的進步,最為有力!因為辯論一經展開,為了某一問題,一定會竭盡自己的一切所能,以表達自己的意見。在這種情形下,自己知識的潛在力量,會意外的集中發揮出來。沒有想到的,也想到了;沒有貫通的,也貫通了。由於對方的評論,會認識到不同的觀點,不同的論法,不同的意見。對受批評的自己來說,真是極豐碩的收穫。學問的進步,在乎自己,但也要有學問的自由氣氛,自由環境(思想的專制與壟斷,是學問進步的唯一敵人)。那麼,師友間的口頭討論,文字的商榷,都是有利於學術風氣之培養的。不過,法義的商討,要「虛心」,有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。要「真誠」,有接受別人意見的勇氣。切勿以自己為真理的代表;自己決不能錯,錯了也不能認帳。如這樣,那就缺乏了討論的根本條件,不討論最好。時代的病態深極了!社會上的學者,起初是各人發表意見;繼而互相批評;進而人身攻訐,戴上帽子;進而涉訟法院。好在現在中國佛教,說不上法義的討論(有的是權利與人事的恩怨),所以也耳目清淨得多!不過,澄靜無波,對僧伽學問的進步,是有礙的。正如冰封雪凍,枯寂的草木不生,生氣毫無,那還能有百花競放的壯觀嗎?

無論是對信眾弘法,對僧伽教學,所以能促進學問的進步,是因為表現了出來──講了出來、寫了出來。表現出來,就會引起反應,或者受到讚美,或者受到批評,這就是策導自己向上的良好動力。或者歡喜人的讚歎,怕別人批評,那是私欲與淺見作怪。其實,受到讚歎,是對自己的一種同情的鼓勵;受到批評,是對自己的一種有益的鞭策。鼓勵、鞭策,一順一逆的增上緣,會激發自己的精進;修正自己,充實自己,不斷的向前邁進。有的人向學有心,終日不離書本。可是既不願講,又不肯寫,一年又一年。修行嗎?並不曾專心禪慧。學問嗎?也不知進益多少,為何而學。如終於如此,那也就終於如此而已!不走向教學相長的正道,那麼想於學問有所成就,有所貢獻,也就太難了!

從事對信眾弘法,對僧眾教學,「教學相長」,「學以致用」,是能使自己的所學,日有增進的方便。真能向這一方向去做,當不會有所學無用的感覺了。但或者以為:向信眾弘法嗎?講呢,沒有人請。寫作呢,編輯者不要。這麼說來,大有無從著手之苦。其實,這是好高騖遠,不切實際的錯誤想法!以宣講來說,如一定要環島布教,國外弘法,那當然機會不多。如非大座講經就不講,沒有人歸依就不感興趣,那根本就顛倒了。任何事,都是由微而著的。如有向信眾弘法的熱心,那裡不是弘法的地方?尤其是住在什麼地方──大寺或小院,總是有信眾往來的。隨機隨緣,即使五句十句,偶為讚揚佛道,也可使人得益。漸漸引起了信眾的興趣,就可以從開示,到定期布教,或短期講經。把這種工作,看作自己應盡的義務。對師長,對同道,不憍不慢,一定能為寺院同人所歡迎。因為這對寺院,是有利益而不是有障礙的。從前印度佛教的開展,得力於布薩──每月六次。布薩日(對內的事,這裡不談),信眾們來了,就為信眾們說法(不一定要長篇大論):說三歸、五戒;或者授八關齋戒。這就是定期布教,信眾們從事宗教的精神生活。等到佛教衰落了,定期的念佛會,消災會,以及佛菩薩的紀念法會,只是禮拜,敲打唱念一番,再則喫一頓素齋回去。佛教而對信眾不教,那就難怪佛教日漸衰落了!佛教而希望復興,一定要攝受信眾;攝受信眾,要從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。以現階段來說,如向這一方向進行,那就是寺多人才少了!還會所學無用處嗎?至於環島弘法之類,是巡迴布教,是少數大德的事,一定要得到當地寺院的合作。巡迴布教,只是對各地方的佛教,臨時奮起與鼓勵一番。真正的攝受信眾,日常教化,還是要靠當地寺僧(尼)的努力!這是最平實,最有效的向信眾弘法,而自己也能因而日有進益的辦法。至於寫作,一方面要練習寫作,一方面要能適應現實佛教的需要。如在這一方面,能下一番功夫,做到文義通順,而所寫的合乎信眾與佛教的需要。那麼,現在的佛教刊物,都在鬧稿荒,文稿那裡會沒有人要呢!

至於向僧眾講學,為一異常重要的事,希望有人為此而發心。過去中國佛教,開大座的講經法師(也是教育法師的),長江一帶,本來不少。但這些不足以適應現代教學的,經抗戰動亂,早就衰落了。虛大師門下,於義學而深嘗的,並不太多。問題是:虛大師的提倡佛學,原是以應用弘法,整頓僧伽制度為重的。專精義學或潛心著作,對狂風駭浪般的中國佛教,不免有急驚風與慢郎中之感。文縐縐,酸溜溜的佛教秀才,能有何用?所以提倡佛學,或派人去國外留學,都著重於如何革新佛教,聯繫國際佛教。而當時的佛教界,清末以來,一直在驚風駭浪中過日子;這是現在一般佛教青年,所難於理解或想像的。佛教界需要人才,需要應付社會,維持寺院的人才,不是深通佛學的人才。於是從佛學院出來的,或在佛學院任教一期二期的,有機緣的都受記了,當家做住持了(沒有因緣的,多數在僧海中消失了)。佛學院的修學與任教,與過去住寶華,住金山,可說異曲同工,都是受記作住持的過程而已。在這種情形下,佛學院一直辦下去,一直不能產生人才──佛學的人才。佛學院師資的品質,無法提高,而且會找不到老師。這種情形,現在的臺灣佛教界,顯然是更嚴重了!

於佛學曾有某種程度修學的,如能發心在學院教學,不必問學院辦理得怎樣,只要自己肯於此用力。「業精於專」,自會於佛法深入起來。自己的理解深了,深入才能淺出,才容易使人理解,學的人也就容易進步了。近十年來,去日本留學的人不少。在日本,主持寺院的,主要是大學畢業。這是一般的佛教;佛學人才,並不是這些人。日本過去與佛教的關係很深,能珍惜與日本精神深切相關的佛教文化。所以修學碩士、博士學分的,多數人不離於學。有從事一般教育而附帶研究的;一部分人,從助教起,始終與佛學不相離。十年、廿年,就各部門而各為深入的研究,雖不免零亂,而到底學有專長,人才輩出。這都以所學為基礎,從服務於教學,教學相長,久久而後有成就的。現代的學問,不能依賴個人的天才,而有賴於多數人的努力。尊重別人,接受別人的研究成果,而自己更進一步。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,向這一方向走,人才也就充實而提高起來。這些學者,對一般的佛教活動,沒有太多的影響,但影響還是很大的。力量生於信仰,信仰來於思想(這就非有信仰與思想的學問不可),如真能於佛學深入,融集佛學的精英而發皇起來,憑藉佛教固有的信仰潛力,其前途是難以估量的。面對現代佛教的師資缺乏,佛學院的陳陳相因,不能提高品質,覺得從教學相長中造就師資,實為唯一可由的途徑!現在中國佛教,固然沒有日本那種學術環境,但未嘗不能從教學相長中,去自修深造。對佛學而有法喜,有興趣的,尤其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,何不選擇這一方針,以發揮自己,貢獻佛教呢!

「業精於勤」,「業精於專」,佛學也是不能例外的。中國佛教界,一向不重視學,得不到鼓勵,還可能受到摧殘。於佛學而有興趣的,也就很難貫徹始終,畢生為佛學而獻其身心。特別是現代臺灣,攝受信眾,弘法宣講,打佛七,傳戒,參加佛教會,作佛教的國際活動;似乎佛教的人才,非這樣不可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時間也是有限的,如成為這一型態的人才,即使於法義積有基礎,也很難再有進步了!有的重視對信眾弘法,通俗布教,覺得這樣才是辦法。於是對佛學理論(實際上是一般的),譏之為「天書」。可是事實終是事實,等到要辦佛學院、研究院,甚至想辦大學,就會發現問題──師資缺乏。於是乎僧伽教育,請居士來主持;請幾位居士來擔任課目。怎麼說,怎麼宣傳,是另一回事。師資缺乏,或師資的內容不堅強,卻是事實。留學,雖然說緩不濟急,仍不失為補救的好辦法。問題還在大家有一番認識,要專、要久,為教學而奉獻身心,從教學相長中,不斷提高品質。否則,也還只是有利於宣傳而已!

教制教典與教學-四 用在事業

四 用在事業

佛法流行於人間,是具體活動的宗教,不只是個人修證的事。佛教有僧伽組織,就有「僧事」。有寺院,就有寺院的事。對外攝受信眾,與社會國家有關,就有攝受信眾等事。所以佛勸比丘,「少事少業」,只是不要去為私人私欲的事,而對佛教、對寺院,卻不能沒有事業。古人所說:「弘法為家務,利生為事業」,也還只是部分的事而已。這些事是不能不有,不能沒有人做的,直接間接與佛法有關。在個人的修行及研求義學上,似乎不重要。然為了佛教的利益,眾生的利益,犧牲自己的精神去做,就是布施,就是修福。從大乘佛道,必須具備福德、智慧二資糧聚來說,這都是發菩提心人所應行的。所以在寺院中服務,從住持到門頭,都稱之為「發心」。是的,佛法中事,不應該為了權力,為了財利,而是為了義務與發心。

佛教的事,除了寺院──維持僧眾修行,攝化信眾而外,現在還有教會組織,就有各級教會的事務。中國佛教,過去有藏書供人閱讀,義塾,以及救濟孤老等「悲田院」。元、明以來,逐漸衰落而消失了,失去了為社會服務的利濟工作,佛教也就更衰而被社會所歧視了。到近代,才緩慢地復活這一新的努力。佛教內部的,利濟社會的──一切事,都是興福,需要人去作,重要性是不遜於修行及學問的。如於佛法有某種程度的修學,正應本著自己所學的,去從事於興福──護持佛教,利益人群的工作。從前的叢林,以禪堂為中心(如學院一樣,整天修持,聽開示)。在禪堂參學幾年,出來任事──客堂、庫房,以及大小職事。尤其是資歷高深的住持,負有領眾熏修,指導僧事的重任。這都是曾經修學,有維護佛法,維護道場的真誠與熱心而出來發心的。在發心服務中,鍛鍊自己的道念與道力。假使曾經修學的,以作事為無意義,不願做,唱些「不當住持」等荒謬的高調。而做事的,都是些與佛法無關的光頭俗漢,佛法怎能久住,怎能興盛呢?為佛教作事,需要於佛法有修學,於佛法有熱心與真誠的人。佛教中無數的事(事不分大小,如法盡職就是),正等待學習佛法的人去作,還會學無所用嗎?作事,就是從事於佛法的實踐──對人,對自己的身心,作到更與佛法相應,這才是真實的佛學!(民國卅五年,我與二位同學,在重慶搭車,從西北公路回來。到了西安,去禮拜鳩摩羅什的塔院,在那裡過了一夜。傍晚,一位終南山的茅蓬和尚,也來趕齋過夜。晚飯時,當家的忙著拿饝饝,拿菜,茅蓬和尚也幫著跑。一位同學說:你坐下罷!你也是客呀!茅蓬和尚笑著說:出家人到寺院裡,是沒有客人的。事後,我笑著對同學們說:我們學了佛法多少年,這一著還被茅蓬和尚搶了先。這一件事,最深刻的記憶在我的心裡。佛法、佛學,決不等於書本上的名相,而要從自己的觀念,自己的見解,自己的行為中去表現出來)。

今天的中國佛教,問題很多:下自小廟,上至中國佛教會,都有事需要人去做。學習佛法的,正是發心去為教的時候。依我的想法,不必放言高論,應當反省、觀察,從可能的範圍內做起,求其與佛法更為接近。一項最根本的問題,是「無私」,不要專為自己著想。佛法說「無我」,佛教的制度,就有「現前僧」、「四方僧」,沒有以僧團的任何部分,作為自己私物而佔有的。然而,當了住持的,一般寺院是住持(或當家)與寺院一體,看作私有的財產。成立財團的,僧尼又被看作雇傭。其實,寺院屬於僧尼個人,屬於在家人組合的財團,都不合佛法,而危害真正的佛教。有些寺院,本來不是小廟性質,然而做住持的,千方百計,在怎樣成為自己永久的佔有物上著想。不要說化私為公,反而一心一意的去走化公為私的路子。如不曾修學佛法,那也還可原諒,如曾修學佛法,真不知所學何事!試問修學佛法,提倡佛法,到底是怎麼回事?從前太虛大師,提倡佛學,整頓僧伽制度,只是為此一著。而在一般住持與當家的心目中,太虛是可厭的人物,問題也就在這裡。至於教會呢?無論是市、是縣、是省、是國,論理是佛教的共同組合,一切應以佛教(或市以至或國)的共同利益著想。唯有這樣,佛教會才會健全起來,團結起來。否則,各為自己打算,不做則已,做就等於為自己辦私事,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第一。佛教會是難於健全的,也就是不足以代表佛教的,徒成為少數人的莊嚴而已!

修學佛法,去從事一切興福的事──寺院事、教會事、文化慈善等事,都應當將所理解的佛法,而求見於實事。這樣的興福,於佛教有益,於自己的福德有益,也與自己的智慧有益,實踐了佛學,與佛陀的精神相接合。在大乘佛法來說,這是「學有所用」,「學有進益」的最有效的一途!

教制教典與教學-五 勸除三病

五 勸除三病

修行也得,學問也得,為佛教作事也得,都是將自己所學的,求其實用;從實際應用中,更充實更深化自己的所學。修學佛法,決不會學無所用的,沒有不能增進自己所學的。「沒有出路」,在佛弟子學佛的辭典中,應該是沒有這一詞類的。假使說有,那不是自己好高騖遠,就是觀念上的錯誤,自己的煩惱作怪!

我想再說三個字,修行是好事,每病在一「怪」字。有些標榜修行:留長髮哪,頸項燒一串念珠哪,不喫飯哪,不睡覺哪,放光哪,說前生後世哪,一天念多少哪……。說不修行,假修行嗎?卻活像修行模樣。說修行嗎?卻有點不倫不類。有些是理路不清,有些是眩奇惑眾。「索隱行怪」,在中國文化中,是不足取的。在佛教中,不是邪命,就是大妄語(例如不喫、不睡,是不能生存於世間的)。再不然,理路不清,增上慢人。將所學而用於修行,應從平常切實中做去;否則,滑向歧途,前途是黑暗的!

學問是好事,但每病在一「慢」字。古德說:「說法必憍慢」。於經論多知多見,或者能講能說,名利恭敬之餘,慢心也容易囂張起來。以研究著作來說,如文義善巧,或條貫整理一番,有一些些貢獻,就被稱為學者。其實,在出家學佛的立場,這算不得什麼!在佛家的富有中,琳瑯滿目,應有人來發心,登記、管理、陳列、介紹,以便人鑑賞受用。但數點寶物,並不成為管理數點者的家珍。發心去從事研究講說,是必要的,但憍慢是大可不必!

興福是好事,每病在一「俗」字。如不發真切心,沒有為教的誠意,那麼從事與佛教有關的事業,與俗人的成家立業,攬權獲利,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。一切以私人利益為原則,對人對事,勢必以權利為轉移。市儈氣,勢利態,就會相隨而來。佛法平等,不主功利;但如有人說出家人勢利,勢利的問題就在這裡。在這種情形下,一切努力,都是為了自己。全盤俗化,毫無道意。即使表面上為佛教而努力,副作用潛滋暗長,終必敗壞而後已!

不要說學無所用,不要說無法進步,能從小處做起,與實用相結合,邊學邊用,越用越學,佛法將成為自己的,充實而有光輝!不要怪,不要慢,不要俗,觸處都是功德,無往而非進步。為自己學佛,為佛教久住,珍惜我們自己吧!

教制教典與教學-十四、福嚴閒話

十四、福嚴閒話

諸位同學!來福嚴精舍的同學,有曾經跟我共住十年八年的,也有最近才在一起的。大家之所以聚集到這裡來,無非是為了修學佛法;而福嚴精舍的建造,也正是準備多住幾個青年人共同修學的。我們既能以此善勝因緣俱會一處,當然就有大家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則,與其意義及目標,所以在這未來三年間的開始,我覺得有些話必須先和大家談談,尤其是對於初來的同學。

諸位到精舍來,首先不要把這裡看得太理想。我很能了解自己,我不是一個有天才的人,我的福報甚薄,教學經驗也不足,你們跟我共住,是不會十分理想的。不過我要告訴諸位,像我這樣不夠聰明、沒有福報的人,也是有些好處的,這就是自己能夠知道自己,在佛法方面,還能切實的、認真的、放下一切去用功,而從不輕率妄動,攀逐外緣,荒廢了自己的修學。過去二十年中,我一直抱著這樣底意願,過著符合這種意願的生活。因此,我對於佛法,尚能有少微認識;佛法給予我的利益,亦復不少。世間任何事情,沒有絕對的容易,也沒有絕對的困難,所謂熟能生巧,如果肯得多下工夫,苦心研習,久而久之,雖愚笨,多少總會有些成就。所以我希望諸同學中,慧根深厚的,固應抓住自己的優越條件,著實努力一番;即使資質較差的,也不要緊,祇要能夠安心學下去,終歸是有所得的。我在學團中,過去曾遇到許多聰明的同學,都是年輕力強,會寫能說,其才幹真了不得。然因外緣太多,修學時間少,忙著任監院,作住持,整日忙於應付、攀緣,把大好的時光荒廢了。最好的,也只成一辦事僧而已。由此可知修學佛法,必須能夠放得下,安得住心,持之以恆,才能較為深入佛法,也才可以獲致真實底利益。

我的身體一向很不好,福報因緣也差,長期過著淡泊苦學的生活,以致養成一種愛好清靜、不喜活動的習慣。當然,諸位不能學我這種消極的榜樣,佛教的事情很多,正等著你們去做。將來出去,凡於佛教、於眾生有利益的事情,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的,都應該發心去做。但當這修學的現階段,我祇希望大家暫時學到我底安心,沈靜,不急功近利的精神。

說到地方,大家如不存過分的奢望,那麼我相信,精舍的修學環境並不壞,大家一定可以安然住下了,只是風沙大一點。但若附帶著什麼功利心理,便會深感失望,因為這裡除了學之外,別的可說什麼也沒有──沒有經懺佛事,也不打佛七,沒有香火,少有信眾往來。佛經說:「我為法來,非為床座」。如抱著這種觀念,純為佛法而來,沒有夾雜名聞利養底企求,那麼在護法們護持之下,我想是可安心修學的。

福嚴精舍修建起來,我從沒有把它看成我自己的。凡有志於學,能夠學的青年,要是志同道合,無論什麼人,都可以來住。我沒有招生,或者特別請那些人來,大家純然是出乎自己的意願,而到這個學團裡的。既來到這裡,當然就得安心為學。倘若半途退志,想離開的,也不勉強,不過退出之後,就不必再來。因為這個地方,與過去大陸的寺院不同,決不能像雲水堂一樣,歡喜去就去,歡喜來就來,出出入入,自由自在。來此地,便須安心住下。諸位若能安住修學三年,或有人來請去弘法,或外出另外參訪善知識,或出去掩室專修,大家儘可以隨自己的心力,出去為自己的修持,或為佛教做些弘法工作。等到感覺要回來的時候,仍可再回精舍來安住,精舍就是你們的常住。現在國難方殷,大陸佛教正也遭受空前無比的災害。一旦反攻大陸,大家一定要回去,應該要回去,到那佛教業已殘破的地區,重新播下正法底種子。當然,有緣回臺灣弘法,精舍還是你們的常住。

大家發心到這裡來,不要以為是找個安靜的地方讀讀書;或者覺得沒有適當去處,到這裡住住再說。各人的心裡,都應作學佛想,一面求得體解佛教的甚深義理,以及懂得佛教制度、修行方法等等,一面培植為教護法的熱忱。經說:菩薩發心,皆為一切苦惱眾生。我們在這裡修學,也要以弘揚佛法、利濟眾生為最後目的,修學不過是一種過程而已。但弘法利生,祇是籠統的一句話,實際去做,卻是一件多方面的工作。諸位將來打算做些什麼呢?在古代,學佛者因性格好樂的不同,以及適應事實的需要,可以分作許多類型,現且把他列舉出來,作為大家的參考。

一、經師(不是會講一兩部經):對於各種展轉傳來的契經,有深刻的理解,解佛義趣,為人演說,暢達無礙。二、律師(不是會傳戒):重視清淨的律化生活,於佛所制禁戒,不但自能嚴謹受持,熟識開遮持犯,能使人依此而得受持,還出還淨。三、論師:深究諸法性相,闡發佛教的精義。經、律、論三藏教典,是佛傳下的家財,佛弟子去修學它、弘揚它,就如子孫經營祖宗遺下的產業,是應有的一種職責。然因三藏精深廣博,研習弘傳者,免不了有所偏重,於是有經、律、論三師之分。四、禪師:也稱瑜伽師,以定慧為其修持的主要課題,他們對於三藏教典也應有所明了,不過特別側重禪觀的體驗而已,絕不是完全摒棄教典。真正的禪者,是禪觀與教理相應的。如達摩,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禪匠,而他所行的禪,也還是以《楞伽》印心。五、譬喻師:這一派學者,也有修證,也能了達甚深教義,然卻著重於通俗布教,他們將佛法深義,雜以因緣譬喻,深入淺出的普化人間。從推行佛教看,這是非常重要、非常難得的。

這五類,是從來舊有的。後來為了佛法的弘傳,還有譯師:翻譯佛典,使佛法弘通到不同文字的國族中去。此外,還有咒師:修持秘密咒語,以咒力方便應化,也往往能引導一分人信佛。

上面所說的,可以說是:傳承佛法,修持佛法,弘揚佛法的,所以素來被認為住持佛法的正統者。此外還有一種知事僧,是專在教團中負責做事的。釋尊成道以後,到處說法度生,跟著出家的徒眾就漸漸多起來,成為負有「紹隆佛種」之意義的僧團。出家佛弟子既自成團體,當然就有很多事情要做,於是便有一些人發心服務。這如中國寺院中的住持、監院、僧值、知客等各種大小執事,又如現今負責辦理佛教會的人員。這些發心辦事的僧徒,在古代印度僧團中,就名知事僧。做一個知事僧,在古代,不是容易的,他們都是會得佛教的基本道理,同時還要有相當修持,和維護佛教的熱忱,這樣做起事來,才能與佛法相應。我國禪宗,知事僧都是從禪堂出來,也還合此意義。若於佛法無修學,專以辦事為主,講活動、講攀緣,便將造成教團的紊亂與衰敗。近代中國僧制的衰落,大致起因於此!

另外,還有神秘派與藝術派兩類僧徒,依附佛教,行化世間。神秘派,大抵是經過一番修持的(自然也有裝模做樣的),如古時的濟公,近代的金山活佛等。他們所表現的,似乎有些瘋瘋顛顛,生活完全不上規律,然而頗能預知後事,也會治病,做出不可思議的事,這是專以神秘化世的一類。西藏佛教也有,他們叫做瘋子喇嘛。這一類人,感化力特大,對於佛教的影響非常之深,可是不能成為佛教的正宗。住持正法,住持寺院的重責,他們是不能荷擔的。如果佛教演變到以神秘僧為中心,那麼一切迷信色彩,便會渲染到佛教裡來,使整個佛教喪失其純正的真面目;而社會對於佛教的誤解,也將愈來愈多。至於藝術僧一派,則以才藝著稱於世,他們能詩能畫,或者會操琴,或者寫得一筆好字,寫得一手好文章(在近代應該稱為文藝了),多與文人雅士往來,在社會上頗有地位,對佛教也很有些影響力。騷人墨客所認識的佛教,大概是屬於這一類的,但他們從未給正統佛教所重視過。

在佛教的流行中,能夠發生推動力量或影響作用的僧人,歸納起來,不外乎上述幾大類型。諸位現在發心來學,將來當然也要致力於弘法利生,但你們究竟將現身那一類型,怎樣弘法度生呢?我認為,不管捨身護法,做個知事僧;或弘傳三藏教典;或推行深入淺出的通俗佛教;或專門自己修持,皆無不可。唯獨不希望大家去做那瘋顛的神秘僧,或是文人雅士型的詩畫僧。

還有最要緊的,大家發心,要發大心、勝心、堅固心、長久心,不要因有一點困難或不如意的地方,便自甘放棄,自甘墮落。從前太虛大師曾慨歎說:傳統佛教太過守舊,不圖改進,而受過佛教新教育的,卻因住了幾年佛學院,學得一些東西,便眼高一切,處處看不順眼,似乎除了辦學校,辦雜誌以外,簡直沒有他底去處,於是不少退失初心而墮落了。這當然是不成的,所以我們發心修學,首先應抱著為眾生為佛教的決心,不可從自我方面去著想。同時對於佛教的情況,亦應有所認識,自己量力而行,將來能夠做什麼,就盡心盡力去做。心儘管發得大,成與不成則無須計較,祇要發真實心努力做去,自然會達到自己的願望。

其次,再談一談諸位到精舍來,可以學些什麼。關於我的教學態度,一向是絕對尊重自由的。前年續明法師的《時論集》在港出版,我底序文中說:「予學尚自由,不強人以從己」。這是我的一貫作風,絕非聳人聽聞之言。因為我自覺到,我所認識的佛法,所授與人的,不一定就夠圓滿、夠理想。因此,我從未存心要大家學得跟我一樣。眾人的根性、興趣、思想,是各各不同,勉強不來的。大家所學祇要是佛法,何必每個人盡與我同?諸位不但在這方面可以獲得充分的自由,而且生活方式也極輕鬆,到現在為止,我沒有特為大家標立煩瑣的規矩。大家只須遵守一個基本原則就行,這原則是:無事不得下山,不要竄寮,不要說太多的閒話,認真用功看書、讀經、和聽課。至於歡喜閱讀什麼經書,自有一種審慎合理的規定;這規定,決不是限於一宗一派的。有些人覺得我是個三論學者,其實這並不十分確實,我從不敢以此自居。我們虛大師曾這樣對人說:「我不為一宗一派之徒裔」。大師的福德智慧,我們學不到,但他這種不拘宗派的精神,自問也願意修學。前年法舫法師圓寂,在香港追悼會上,我曾經說:「大師的弟子們,都在學習大師那種廣博的學佛精神,而法舫法師學得更像」。我因民國二十三年到武昌佛學院研究三論,所以大家都說我是三論學者。也許我的根性比較接近空宗,但我所研究的,決非一宗一派。尤其領導大家修學,更未想到要如何控制思想,使大家都跟我一樣。就這三年內,我給大家選讀的經典,第一年三百餘卷,其中包括從印度譯來的經、律、論,大乘、小乘、空宗、有宗等各樣代表典籍。第二年的閱讀範圍,一面仍然保持印度傳來的教典,一面放寬到中國祖師的著述。第三年,則擴展到暹羅、日本、西藏各家所傳作品。在講授方面,我想把佛學三大系的重要經論,如《楞伽》、《起信》、《中觀》、《唯識》論等,都給大家講個大要,另外關於戒、定、慧三學,也預備講一點。總之,佛法是一體而多方面的,大家在初學期間,應當從博學中求得廣泛的了解,然後再隨各人的根性好樂,選擇一門深入,這無論是中觀、唯識,或天臺、賢首都好。不過在現階段,一定要先從多方面去修學,將來才不致引生門戶之見。佛教的宗派,各有好處,而且彼此可以互相助成。如中國的一些宗派,都有可以會通處,其界限並不十分嚴格。所以大家不應存著宗派觀念,佛教祇有一個,因適應眾生根性而分多門。我們學佛,第一便要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,至於最後從那一門深入,則須視乎各人底根機而定。

佛教各宗派,向有了義不了義之說,而所謂了義與不了義,完全是以各家的思想立場為準繩的。如在印度,空宗說唯識不了義,唯識說空宗不究竟。中國各宗的判教亦復如是,天台有天台的判法,賢首也有賢首的判法,各以自宗為了義、究竟、圓滿,他宗為不了義,不究竟,不圓滿。剋實說來,辨了義不了義,或究竟不究竟,是由於學者對於全面佛法的不同觀點,也許是眾生的根性問題。並非判某家不了義不究竟,就含有打倒他或否定他的敵對意味。這不過是說:某家所談的佛法,闡理較差一點,祇可適應某類根機。如空宗與唯識,千年來一直在互指對方不了義、不究竟,結果空宗還是空宗,唯識依然唯識,並沒有因為唯識說空宗不了義,而把空宗打倒;也沒有因為空宗指唯識不究竟,而否定了唯識。這是擺在我們眼前的史實。中國的傳統佛教,說到中觀或唯識不了義,並不覺得怎樣,但如中觀與唯識學者,提及傳統佛教素來所宗聖典的不了義(如唯識宗以三乘為究竟,《法華經》說一乘是不了義的。如玄奘大師的弟子窺基大師,說中國的十地論等學派,是「此方分別論者」),那就要驚異不置了!其實,這只是少見多怪!人家說我所宗的不了義,只是他底一種判釋,也可說是他的根性與我不同,所以他見到的不能和我一致,絕不因他說我不了義,就等於打垮了我。理解得這點,我們不但要遍學佛教的每一宗派,就是印度的各種宗教哲學,以及中國古來各家學說,我們都應該要了解。因此,我是主張「學尚自由」的,決不限制任何人的學習興趣,及其正確的佛教思想。然而目前諸位的學力,還無法判斷了義不了義,故應依照指定課目,逐步求得多方面的認識,然後才能有所判斷,有所抉擇。一個宗派,總有它的完整義理,修行方法等等。我們說那一宗不了義,那一派了義,必須根據這些去判斷,決不是憑空的詭辯。詭辯的勝敗,充其量也不過是說話的伎倆高明不高明罷了。真理愈辯愈明,學佛者不妨根據自己認為究竟了義的宗派,互相質難論辯,使完整的佛法益加發揚光大。修學佛法的人,其思想傾向總是不能完全一致的,例如太虛大師,他雖力倡諸宗並行,但大師也有他自己的思想中心。所以,大家能夠按照我所指定的教典閱讀,對於整個佛法有了廣泛的認識,然後依著各人的思想見解,認為那宗教理究竟了義,或者更能適應現代思潮,引導世道人心,那麼盡可隨意去研究,去弘揚。祇要真切明了,不作門戶之見而抹煞其他;因為這等於破壞完整的佛法,廢棄無邊的佛法。我是絕對尊重各人底思想自由的,這一點,希望大家先有一番了解。

最後,附帶再談到一點:大家平時看書用功,研習經典,多少總會引生一些感想或心得,於是有時就要動筆寫文章。你們過去寫些什麼樣的文章,多在那家刊物發表,我不大清楚,也無權干涉。但此後要寫文章,有一件事情大家必須注意。第一、不要招搖,自我宣傳。第二、寫批評性的文章,不可匿名,自己所說的話,要負責任。對於現行佛教如有意見提出,針對事情討論,決不能專對某人而發。最壞的是不用自己名字,專寫些刻薄話,盡情挖苦漫罵,以圖打擊別人。這既要罵人,又沒有勇氣挺身而出,可說最沒有出息。我們同學中,假如有歡喜寫文章罵人的,那他的性格就與此地的學風不合。你們過去是否寫過這類文章,我不知道,如果有的,應該改過,沒有寫過的,切莫亂寫。一個佛教徒,心量要寬大,要能容忍,不要像社會一般人,專講鬥爭、忌刻、報復,這是修羅法而不是佛法。大家要曉得,批評別人容易,成立自己就難。人們自身的不健全,往往不能自覺,而卻要尋求他短,攻擊批評,以為這樣便可顯出自己的長處。殊不知別人的被打倒,並不就等於自己的成功。所以論典中談到摧邪顯正的問題,有人以為:「若不摧邪,何以顯正」?有人反說:「非破他義,己義便成」。拿世間的事物說,任何東西的存在,都是因為自身的健全、鞏固;倘若它被消滅,那就是自身有了缺點。佛教宗派存沒興衰的道理,也與世間事物一樣。一個宗派的衰落,不是由於教理上,必是由於弘揚人才本身的缺點。不然的話,那是不會發生問題的。即使暫時被外力壓倒,不久還是會更加發展的。所以不管是學派立場不同,或是對事有了不同的意見,都不應該使用文字,與人以難堪的攻擊,而應該著重自身的反省,自身的充實。今後寫文章的,要多寫富有建設性的正面文章,少作破壞性的批評才好。(常覺記)

教制教典與教學-二 律學中心

二 律學中心

雖然如此,事實上,從古以來,學眾的培養,各有重點不同──或戒、或定、或慧。如佛在世時,以建立清淨僧團為中心,用以訓練僧眾,陶鑄聖賢。這主要以戒學為基本,以定、慧為進一步的修學。所以佛說:「佛滅後,解脫戒經是汝大師」。佛陀的本懷,要弟子們能依戒而住,以戒為師。所以說:有清淨如法的僧伽,就是正法住世。以戒學為基本來訓導弟子,這是將出家弟子們的生活,導入於有組織、有紀律的道德生活中。對個人說:能使戒行清淨,不犯重戒;即使少毀輕戒,即能懺悔,還復清淨,使學人身心安於清淨律儀中。另一方面,對於大眾團體生活之規律生活,漸漸熟習,了知如何出家,如何受戒,如何「布薩」,如何「安居」,乃至穿衣、吃飯、求醫藥、出入往返,一切生活方式,都契合於清淨律儀生活。要知道,佛法能否住世,不只是個人的修證問題。據說:古佛沒有依法攝僧,所以佛法不能久住。必須以大眾增上力量,而使修學者的身心易於獲得清淨,佛法由此更易延續,更能適應於社會而發揚。所以佛陀建立僧團,其方法是「以戒攝僧」。其目的是以戒學引導大眾生活於清淨律儀中,來完成僧眾的自律和化他。有關自律的一部分,即是「戒經」;有關大眾一切生活規律,是「犍度」。因此,出家眾不但要嚴守戒律而自度,更要熟習僧團中一切僧事。這些,佛陀都有極嚴密的制度,如限定收徒、傳戒之資格方法,不使師資偽濫等。佛制:比丘、比丘尼,必須依止師長,五年內不離依止,不能一晚離依止而住。在此五年內,依師學習,一方面修學戒律,一方面熟習僧團中的一切僧事;其餘才修禪觀,或去善知識處請求教授教誡,同道們相互議論等。因此,定、慧的修學,是以僧團的戒律為基礎。古說:「五夏以前,專精戒律」,就是此意。然此非專學戒律,是要出家弟子們,安住於律儀僧團中,完成高潔的僧格。如五年而尚未學成,或者不知僧事,規定再住五年,必須對於戒律生活完全學成為目的。如還不成,這就叫作啞羊僧了。

律上說:僧有四種:一、真實僧,即證得果位以上的聖者。二、有羞僧,具有慚愧心,以戒定慧修學,但尚未證得聖果。三、無羞僧,雖然修學佛法,而戒行不能清淨,或犯而不知懺悔(如毀犯四根本大戒,就不名為僧了)。四、啞羊僧,對於戒定慧不能修學,不知僧團的一切僧事作法。如對僧事,不知同意(「與欲」),不知贊成(「默然」),不知反對(「說」),不知揭發(「舉」),不知懺悔法,不知滅諍法,不知羯磨法,不知如法不如法,不知清淨不清淨,不知成就不成就等,所以無資格成為僧團中的一員。像這樣的人,在清淨僧團中,只有增加團體的紊亂和不安!

在印度初期佛法時代,佛陀顯著的指出弟子們應修學的方案和程序,即每一弟子要依止師尊,精勤修學,陶練成完滿的僧格。在大眾和樂、尊師重道、淨化身心的和諧氣氛中,而自求解脫或外行教化。弟子們能「依戒而住」,使佛法能一天一天的發揚,是有其原因的。如依戒而學,完成僧格,這雖說不是佛陀的最高目的(更高的為禪定與智慧),但在社會一般的眼光中,一個組織健全,有紀律的清淨的僧團,是怎樣的值得讚歎!所以能使「不信者生信」,「已信者增長」了。所以以戒為基,建立清淨僧團,佛門中之龍象才能從此中陶練出來。我們中國佛教,從前在大陸時,不是說不傳戒,只是戒期完畢,戒牒到手,到處雲水掛單,流為有養無教的一群,佛教當然衰落下來!像這樣的授受戒法,不能說沒有益處,但不能合於佛意,不能在和樂清淨僧中,培養僧才,住持佛教。

教制教典與教學-三 禪學中心

三 禪學中心

佛教最初傳入中國,原來也是沿襲佛陀在世的制度,依戒修學。不過因當時的國情,未能養成如印度那樣的依戒而住的規模。特別是當時的中國佛教,大小乘兼弘而以大乘為主,大乘重禪慧,對重戒的精神就不免輕忽了!

中國佛教能夠陶練佛門的高僧大德,培植佛教弘法人才的,在中國佛教史上,第一要推禪宗。唐代以來,使寺院幾乎一律稱為「禪寺」,可見禪宗的力量,在當時如何的壯大!禪宗以禪(定學)為中心,對於戒律或聞思經教,都是其次。禪者善能激發各人的道念,發心為生死大事而勵力參究。在禪者看來,若吾人自心清淨,自然性戒不犯,所以唐代百丈、馬祖們,離開律院,別立禪寺,使住眾們一心一意在禪思上下功夫。當時由於教法興盛,僧徒們有反求實踐的傾向,個個都傾向於參究力行。同時,禪寺中並不是完全拋棄了聞思慧,因為禪堂內有寺中的住持、首座、堂主們,隨時隨地指導清眾,每天有定時的開示,對於學者行為舉止,都有剴切的警策與指示。由於這種大眾共同熏修的關係,漸漸產生了大禪寺,演出大叢林的制度和清規。一班清眾們,安居於這有規律,淳樸生活的禪堂內,早晚參究、上堂、小參,隨時接受善知識的開示教導,為了明白生死大事,參透本來面目而發奮修持。經過數年的修學,能開悟見性的不要說,即使參不透本來面目,因為經過數年大冶洪爐的陶練,也會養成道貌岸然,威儀庠序;其心胸豁達,氣度之渾樸與嚴肅,與常人大有不同,一出山門,使人見了,油然生起仰慕的心情,因此禪宗千百年來能維持到近代。這並不單是依賴禪宗的制度的,而是以大眾參究,互相警勉的力量,作為禪宗內在活力之來源。寺內的住持,為一寺之領導者,每日帶領清眾,上堂、說法,作種種法事。有多年的禪觀功夫,經過長期的訓練,熟習禪寺的一切制度,才出來當職事。監院職事們,他們發心為大眾服務,使清眾們能夠專心修學。由於善緣具足,清眾們也就放下一切安心向道,經過大冶洪爐千錘百鍊,而成為一代的高僧、祖師。這種以禪為中心而參究的力量,在當時成為中國佛學的重心,不但影響了整個中國佛教,而且間接地孕育出中國理學的產生。原因是禪者能做到僧儀如法,內心清淨。以明淨禪心而引發出智慧,運用善巧的方便,使佛法的真義發揚光大。倘若不發展為集團的參究修學,個人的修證,也不過是個己的解脫,未必能使佛法光大,使佛法久住。

佛法到了近代,衰微不堪,禪宗失去了以禪為中心,陶冶僧才的本旨。禪寺的住持們,都以問事為目的。監院職事們,好像全寺大眾的統治者。有的專意修建,有的專心應赴。發心修學的清眾們,精神失去了依託,所以佛門禪風不能保持,禪堂的制度一切皆變了質。這證明了禪宗以禪思參究為中心,大眾熏修,互相警策,才能使大眾和樂清淨,才有佛門的龍象輩出。

教制教典與教學-四 教學中心

四 教學中心

弘法人才的培養,是要在清淨和合的僧團中:這或以戒律,或以禪思為中心,上文已經說明。若再從佛教史去考察,還有另一方式,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。他們對於根本戒,當然嚴持不犯;其餘戒律和禪,也都能隨分隨力去修學,不過特重於聞思的慧學;從此發出的龐大力量,曾為興隆佛教之主要動力。如唐代玄奘三藏留學印度時,當時的那爛陀寺,住有千餘僧眾,每日到處公開講習教典,大家互策互勵,對於廣大精深的佛法,作一種深刻的研究。因此有些法師們,能通曉(不是泛泛的讀懂而已)五部、十部或二十部以上的經論。法師資望的高下,是以通達經論多少而定,予以不同的待遇和器重,蔚為一時的學風。這一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僧團,在西元五、六、七世紀間,成為國際佛教中唯一的最高學府所在。國內外的佛教徒,能不辭跋涉之苦而前往參學;學成後,再各化一方,傳播法音。他們是在信、戒的基礎上,聞思教學,以睿利的明智,對於傳下的大小乘義理,修持方法,作一番更深刻的鑽研。對空、有學派思想,作進一步探討,思辨和抉擇,而後將深奧的佛法,予以廣大的闡揚。在這勇猛精勤的修學中,無疑的對於佛法的信念,有著更深的建立。堅貞卓絕的宗教精神,從此引發,為佛法的發揚光大而努力。這是那爛陀寺的學術精神,也可說: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主,對於佛教文化發揚給予重大的貢獻。

聞思經教的慧學,在組成清淨僧團,及僧眾們之信念與造詣,也許不如以戒律或禪思為中心的,來得較為堅強和深厚;但對於普遍發揚佛教文化,摧伏邪外之巨大力量,卻有它不可磨滅之功績。這如以聞思教學為中心的西藏佛教,自阿底沙從印度傳入西藏,成為甘丹派,奠定了西藏佛法的特質。中國元代時,由於藏僧重視政治權力,不能重視教學,有的專重修證,以神通攝眾;甚至娶妻畜子,一切俗化了,佛教落入衰微與紊亂狀態。明初宗喀巴大師起來革新,也可說復古──阿底沙大師的舊傳:僧徒須嚴謹律儀,才恢復寺院的清淨,重聞思經教的慧學。在依於信、戒的聞思中,團結僧眾而發生龐大力量,挽回了西藏佛教的厄運,成為一般所說的黃教。黃教在西藏,可以與中國唐代的禪宗相媲美。凡學佛者,進住寺院,除禮拜、念誦、懺悔等而外,重視研究經教,尤其是對於佛教的《毘尼》、《因明》、《俱舍》、《中觀》、《現觀莊嚴論》──五大部,成為造就僧才必修之課程。他們不只修學,而在同一寺內或寺與寺間,乃至在全藏中心地的拉薩,舉行辯論大會,眾多義學的僧眾,聚集問難辯論。若對此五大部之義理,能答辯無礙,即考試及格,被稱為格西(法師)。由或全藏,或一地區,一寺院的論辯考驗不同,所以有一等格西,二等格西等差別。西藏政治中心的拉薩,也成為佛教的中心。對於佛法有造詣的格西們,專門從事教學,培養僧才。因此,西康、蒙古、青海,甚至內地的佛徒,以仰慕藏地佛教的心情,不遠千里去修學。學成後,再回本土,弘傳其所學。使藏文系的佛法延續發揚,其得力處,不能不歸功於聞思教學為中心的教派。

近代中國佛教,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重心的,要算是虛大師所創辦的佛教教育。依大師的意見:建立僧伽,是以律儀為基礎的,希望佛教青年,能從佛學院之初級(重律儀)、中級、高級次第修學。在此數年中,先對出世間學有一深刻了解。平時,早晚大眾共修,以堅定佛法之信心。這樣,不但可以培養成一些弘法人才,同時也能使他們處理僧事。再於高級之上,設立專修處,供他們專精於某一宗──或禪或淨等,作一番修持,希望能做到行解相應,而成為真正的佛教人才。所以大師的建僧方式,大體與宗喀巴相近,也是以信戒為基,以聞思慧為中心的。可惜大師之理想,至今從未實現,而只是一些補習教育。雖有不少學僧,多少能為佛教而盡力,但不夠清淨嚴肅,不易達成整建僧團,引導信眾的目標。就是對於教理的修學,也還差得太遠。有些人誤會大師所辦之僧教育,與社會學校一樣,實在是未能了解大師的本意。總之,虛大師訓育僧才之思想,確是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的。

教制教典與教學-五 現代的宏法人才

五 現代的宏法人才

從上來的例證,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結論:要使佛法昌明發達,即需要弘法人才。要有佛教弘法人才輩出,必須佛徒們養成向學的風氣。這不外以戒、禪、慧為修學訓導之中心,決不能離此修學而有所成就。當然有些出類拔萃的僧才們,不須良好的修學環境,自能發心自修,德學成就,成為一代之高僧,但這非具有深厚的善根和宿慧不可。這究竟是少數中之極少數,不能以此為標準來希望佛教復興。因此,希望佛教弘法人才的產生,須以念誦、禮拜等來增長信念,進而彼此間和樂共修,組成清淨僧團,培養向學的風氣。這樣才能發生一種巨大力量,使衰微的佛教能振興起來!弘法利生是每一佛子之天職,熱心佛教的大德們,應考慮到復興佛教的力量,究竟是在那裡?

最後,要說到兩點:第一、今日是知識發達的時代,佛教徒要想降服魔外,高建法幢,這必須對深奧的佛法,有一番深入,才能以深入淺出的善巧方便來施化,使未信者信,已信者增長。眾生根性不一,當然可以種種法門,或者不需語言文字,以身教感召別人。但約廣大人心和現代風尚說:弘法者對於廣大精深的佛法,必先要有明確的深刻的理解。從深廣的義理中,不但能條理嚴密的發揮深義,更能提出簡要的綱宗,使大眾可以對佛法有一正確扼要的觀念,如此才能使現代人士易於接受。大師曾以唯識學──適應現代科學方法來教化他人,就是因為這個。實際上,佛教任何義理,都可以此方法表達出來。

第二、一個身為宗教師的,要教化他人,除了對佛法具有深刻了解之外,對於一般世間知識,也應有廣泛的涉獵,這倒不是說對於現代知識都應該專心研究。如中國佛教史上的道安、慧遠大師們,對於中國學術都有很好的造詣;出家學佛後,才能引導當時社會一般的知識界歸向佛法。印度的馬鳴、龍樹、無著、世親諸大論師們,那一位不是當代有名的大學者?對於流行的四吠陀典和十八大論等,都有過研究,這才能以佛法融通世學,批評世學,從相互比較中,顯出佛法之精深與高妙,使人們易於崇信而接受。以其他宗教之牧師、神父們來說,他們要作一個傳教師,都是在一般大學知識以上,再予以數年的宗教教育,才能到處傳道,發生良好的效率。雖說他們以物質來引誘,但傳道人才之造詣,有他們的長處。不要以為過去唐代禪宗之發揚,專於著重自身的熏修,無須了解其他。不知禪者的力求實踐,不重聞思經教,正因為那時的教學,已極為發達普及,而我們現在是怎樣呢?當時的對手,是儒、道,禪者多少有些認識,而現在世間的學術,又是怎樣呢?在現代,對於無邊佛法的義理,不能隨分隨力的聞思修學;對世間知識太欠缺,要想弘法利生,確實是件難事!

有些熱心的佛徒們,為了佛法能夠深入民間,提倡一些最簡單的道理,最簡單的修持;或者利用歌唱、幻燈,這自然是引導信佛的大好方便!但從遠大處著想,要使社會人士對於佛法有真確的信解,要攝受現代的知識人士,那麼單憑這些通俗的說教,是不能達成佛教中興的目的。必須依上面所說的集體修學──戒、定、慧中心的修學法,造就高深的僧才,才能成功。

以現代說:佛法之自修、化他,虛大師的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,不能不說是正確的。過去大陸的佛教已成過去,現實又因人力、物力關係,不能理想的培養弘法人才。但大家能認清這一發生佛教大力量的根本辦法,到底是有益的。如注意「信心堅強」,「戒行清淨」,以念誦、懺悔等來培養宗教情操,而將自己安立於僧團中,安立於聞思經教的慧學中,不求速成,以待時節因緣,才是現在佛教無辦法中的辦法。(印海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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