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之宗教觀-五 論儒與道的執中

五 論儒與道的執中

說明人心與道心的執中,先要略說執中的意義。在中國文化的開展中,隱然的是以「允執厥中」為最高的指導精神。雖然古人或不免偏此偏彼,太過或者不及。「允執厥中」,不但見於《大禹謨》,也見於《論語‧堯曰》。《論語》又說:「舜其大知也與!舜好問而察邇言,隱惡而揚善,執兩端而用其中於民」。《孟子》說:「湯執中,立賢無方」。「執兩用中」,為「中庸」(庸,就是用)的原始意義。或從用人說,或從辨察事理說,都要從相對的多方面(兩端),去求得正確的答案。孔子說:「吾有知乎哉?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,空空如也,叩其兩端而竭焉」。這是執兩用中的具體說明。自己沒有執見(所以湯「無方」,孔子「毋意,毋必,毋固,毋我」),就兩端──不同的事理中,深徹(竭)的理解而達致結論。這真是「大知」(智)!這必須「空空如也」的一無定執才得。這一根本方針,與佛法的「離此二邊,處中說法」一樣。離二邊的「中法」,是被稱為「空相應法」的。佛法的般若──智慧學,就是深徹的闡發了這一精神。

「中庸」,就是「用中」。《老子》的道,是「太一」,而從「常無,欲以觀其徼(虛);常有,欲以觀其妙」去說明。雖然「同出而異名」,而可以說:虛無是道,妙有是德。或虛無是道體,妙有是道的德用。《老子》以虛無為道,虛無就是中,所以《老子》是「用無」的,如說:「無之以為用」。又說:「道沖而用之,又弗盈,淵兮似萬物之宗」。「大盈若沖,其用不窮」。這是「中用」的一種說明,沖,或作盅,是中虛的意思。中與虛合一,從中虛而有用。《老子》又說:「萬物負陰而抱陽,沖氣以為和」。這是「中和」的一種說明。《老子》從相對關係中,悟解虛無的道用。「萬物負陰而抱陽」──陰陽也只是相對的兩端,深一層的悟解虛無,也就是中了。《莊子》的以無用為大用,是依此而更進一步。《老子》說:「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萬物」:這與《易》的「易有太極,是生兩儀,兩儀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」的說明,有著類似的傾向。「太極」,就是「太一」,也就是「大中」。在道──太極的開展為天地萬物時,《易》是從陰陽的相對關係去說明,所以說:「一陰一陽之為道」。一切從陰陽相對的變動去看,也達到了虛無的意解,如說:「變動不居,周流六虛」。一切現象,不外乎「六位」的推移,而沒有實體,所以稱為「六虛」。從變動的觀點去看,「唯變所適」;變動不居中的恰到好處,就是中,就是「二」,「五」。不太過,也非不及,是此地此時此事的恰到好處;人就是要這樣的善用其中。《易》學近於儒,孔子的「君子而時中」,正是易意。老,易不完全一致,但從相對關係中,理解「虛」,以「用中」為原則,還是一樣的。

儒者的中庸,重於人道。以《中庸》來說:中庸是修齊治平──以倫常為本的常(庸常)道,也就是最恰當的中道。從夫婦之愚,不肖,也能知能行的平常道,而引向廣大精微的,聖人的大道。由於重人道,所以雖結歸於「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,至矣」,而直從常人的心行說起。「喜怒哀樂之未發,謂之中」。「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」。沒有偏到的人心為中,為本。如依佛法說:沒有喜樂憂苦時,是捨受,心地平靜安寧。然在一般人,大都是無記性;在定心中,也還是有漏善性。雖應由此而階進道心,但只是這樣不通過大智的中道,是難於進入聖域。以平和安靜的人心為中,也略有「虛靜」的意趣。《中庸》成書的時代,與《老子》應有某種關係。

「用中」,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原則。而在實際的理論與事行中,能否完滿的允執其中,卻是另一問題。因為,在自己(當時當地的自己,下例)的立場是恰好的,而從家的立場去看,可能是偏了。在家的立場是中正的,如從國的立場說,也許又偏了。在國的立場是中正的,而從全世界,全人類的立場去看,也許又需要修正了。即使在全人類的立場是最恰當的,而從全宇宙去觀察時,或又只是人類的自以為是了。所以在「用中」的原則下,中國文化,對人心與道心的是否已完滿的允執其中,是應該的,可以考慮的。

道家意解到:自然(宇宙的)大道的惟微,惟精,惟一,是相當深刻的!然論到人心與道心的執中,顯然的大有問題。《老子》的無為化世,以虛無為中,是偏於無,偏於靜的。《老子》以無為用,以柔弱勝剛強,以靜制動,以屈為申,充分流露了反人為的自然精神。理想的治世,近於原始芒昧的社會。《老子》的處世,以樸救文,以退為進,缺乏光明磊落的剛健。所以末流而重於用世的,成為權謀的一流;重於自修的,成為葆真全我的一流。末流而託於《老子》的,每不免「索隱行怪」,在中國文化中,是不能不成為旁流了。《莊子》以任性為逍遙,以不齊為齊,以無用為用。分別為「人之徒」、「天之徒」;以道者為「畸人」──「畸於人而侔於天」,也就是不合人道而符合天道。不能執中於人心與道心,這是最為明顯的立場。《莊子》曾說到:不願用橰灌水,而寧用甕提水。因為,「有機械者,必有機事;有機事者,必有機心。機心存於胸中,則純白不備。……吾非不知,羞而不為也」。反對人心的機智,可說到了極點。而不知道,如沒有機心,機事,又那裡會有甕呢!《莊子》又說:「泉涸,魚相處於陸,相呴以濕,相濡於沫,不如相忘於江湖」。這表示仁義的教化,不如反樸,忘仁義而契於大道。而不知道,正由於人心惟危,人事凌奪,而不能沒有仁義。正如魚處陸地,自然會相呴相濡一樣。處於這一現實,而高推畸於人的大道(如魚在陸地,命在不久,而高談江湖一樣)。對人心、道心來說,這不是執中,而是迷真背俗。「蔽於天而不知人」,《荀子》的評語,最為精當!

儒者與道家相反,重人道,也就是重於「人心」。所以以「中用」為「中庸」,重於倫常;「庸言之信」,「庸行之謹」,從極平常處下手。所說「良知」、「良能」,是人類本有的知能;夫婦之愚,可以與知與能,聖人也只是推而充之。以「喜怒哀樂未發」為中,是人人共有的是捨受。人人所同的「人心」,依佛法說:是「有漏善」,「生得善」,「生得慧」。《中庸》說:「及其至也,雖聖人亦有所不知(不能)焉」。儒者所說,只是「生得」的本能的開發。「生得」有局限性的,怎麼長養,擴充,也終於是「人心」而已。儒者所說的聖人,只是人倫之聖。《莊子》說:「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」,這當然不能看作信史。然說:「朝聞道,夕死可矣」,確實流露了瞻仰莫及的心境。傳說,孔子五十學《易》。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焉」。大抵孔子專重人道,到晚年也許有所涉及,而後學都是重於人道的。所以在中國文化中,有人道,天道(自然的道,初源於天神觀),知「人心」以外有「道心」。而各以為執中,卻都不免「蔽於天而不知人」,或「拘於人而不知道」。人心與道心,應該允執其中:應樹為正鵠,而有進一步的闡揚!